
在家乡“叶贝”,一个姑娘出嫁,婆家除了看她的贤良淑德和吃苦耐劳,还得看这个姑娘有没有好“眼色”和一双巧手。所谓“眼色”,是指织云绣花、搭配色彩、裁衣缝制的技艺,因为在上世纪在六七十年代以前,一家人的衣服都要女主人手工缝制,并在接下来的岁月中不停缝缝补补。
“叶贝”是村子的藏语名字,学名“新坪”,隶属宕昌县唯一的藏族乡新城子管辖,叶贝是宕昌县藏族村里人数最多、区域最大,发展速度最快的村子。坐落于青山掩映、绿水欢唱的的大河坝沟(如今的鹅嫚沟)。巍峨神奇的雷古山似一道屏风,将仙气与灵秀都聚集在叶贝,山顶有终年不化的白雪,幽深的峡谷山溪婉转,瀑布飞奔,村子里榻板房错落有致,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有成山的柴堆,这里河水清澈透凉,顺着遍布石头的河床夜以继日不停流走。
生活在叶贝的藏族群众至今保留着自己独特的语言、服饰和宗教信仰,他们崇拜祖先,崇拜自然,崇拜凤凰山神,对宗教的信仰和图腾渗透在生活细枝末节里。叶贝藏族姑娘个个有黝黑的长辫子,身穿鲜艳的民族服装和绣花鞋,不施脂粉,自带风姿。她们的服装款式及颜色既有藏族元素,又有羌族遗痕,这与宕昌的历史演变有不可脱离的渊源。许多学者认为生活在宕昌三条山沟里的藏族同胞,甚至所有宕昌子民都是古羌人后裔,当地藏族群众并不认同这一观点,他们对自己的藏族身份深信不疑,对自己的民族和先祖虔心不改。
宕昌在西晋时期由羌族首领梁勤建立地方政权,国取族名,国都宕昌,“宕昌”这一名称广为世人所知也是作为族名---宕昌羌。唐显庆四年,吐蕃占领宕昌国,宕昌羌人淡出历史舞台,有“隐姓埋名”留守当地的,也有远走他乡,流散融入到周边部落的。历史上所有族群都处在动态变化之中,没有任何一个族群可以完全保持纯正的血缘和文化,一直延续数百年,宕昌羌也不例外。而历史演变过程往往也是民族文化、生活习俗、宗教信仰互相渗透的过程,漫漫历史长河中,宕昌特有的羌族遗风和后来兴盛的藏族文化碰撞、融合,逐渐形成既有独特性又有多样性的宕昌藏族。他们从语言、服饰、信仰等方面虽然与许多藏区略显不同,但却不乏相同处和关联点,而语言、服装、建筑和宗教信仰等文化特征往往也是人们借以辨别族属的重要符号。
以叶贝为代表的宕昌藏族服装色彩鲜艳、装饰精美、款式独特,别具风格。没有长袍短挂、金银配饰,上衣的领子、袖子及大致款式与舟曲、迭布等地藏服极其相似,裤装相对简单,没有过多装饰,他们之所以选择裤装而非裙装,这跟当时居住的地域特征及生活方式息息相关。扎根于宕昌境内深山幽谷中的藏族同胞要不断上山打猎、开荒、农耕,也要抵御外来侵略,不论劳作还是战斗,裤装都会显得更为方便。直到近几年,人们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,不再上山耕种,也不用伐木狩猎,渐渐,宕昌藏族妇女的服饰除了简洁方便的裤装,也出现了修长优雅的裙装。
因为生活中必须要穿自己的本民族服装,叶贝姑娘们从小就得学习和掌握做衣服的技艺,这也使民族服装制作得以传承,而我的阿娘、阿婆、外婆都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巧手。
从我记事来,我和弟弟妹妹的衣服大都是阿娘亲手做的,阿娘的好手艺跟外婆的遗传是分不开的,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阿娘有一个独特的名字:杨彩芝莲,家中排行老三,有两个姐姐,一个妹妹两个弟弟。阿娘聪慧伶俐、活泼好学,外公外婆看出了她的资质便供她上学,在那个贫瘠的年代,村学的学生队伍里极少有女生的身影。她异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,平日里她一边在学校读书一边回家力所能及干点家务,后来大姨二姨相继出嫁,又赶上村里分田分牛记工分,上小学四年级的阿娘眼看着所有的生活和担子落在外公外婆身上,她痛心做出决定,不上学了,她要照顾弟弟妹妹,要放牛放羊,要分担家务。外公外婆再三相劝,老师也来家里家访做思想工作,阿娘心意已定,果断辍学,一头扎进苦乐各半的生活中。
阿娘的手艺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打下了基础,闲暇时跟着外婆学习刺绣、裁剪、缝制,十来岁时就能纳鞋底绣鞋垫,给家人缝缝补补,她的针脚平整干净,色彩搭配别出心裁,这让阿娘在同龄人中有了小小的成就感,也为她辍学后枯燥的日子带来了乐趣和希望。
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叶贝,乡亲们过着“靠山吃山”的生活,要不停在山里开荒耕种、伐木取材。家里的孩子便承担起放牛放羊的任务,他们把牛赶到山上,牛会顺着山势和草量行走,有时候牛会自己顺着山路回家,在家里呆一两天后继续被赶到山上放养,等来年春暖,人们上山找回自家的牛,开始一年的春耕。
叶贝儿女在地里播撒小麦、大豆、荞麦、燕麦等,祈求山神庇佑寨子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。如果赶上旱灾、暴洪、冰雹等自然灾害,收成所剩无几,乡亲们便要在农闲时节干点别的贴补家用。大山里有采不完的野生猪苓、半夏、细辛,有割不完的竹子伐不尽的木头。阿娘辍学后要下地干活、上山放牛,也要进山劳作,用阿娘的话说,林子就是一副大大的藏宝图,大家三五成群,今天去这里寻明天去哪里挖。阿娘和同伴一起去割竹子,一捆竹子能卖到五元钱。她们将竹子捆成大捆,要从这座山的高处借助山势让竹子滑到山底,然后背着竹子步行十几里路回家。有一天阿娘和同伴走散了,整座山似乎只剩她一人,她嘹亮的呼唤声并没有引来同伴们的回应,她一个人边捆竹子边唱山歌给自己壮胆,不至于一人在诺大的林子里感到害怕。
也就是这一天,阿娘一生的轨迹开始定向。那天,年轻的少年突然出现空寂的山林,帮阿娘捆好竹子,帮她将竹子拉到山口,竹子一边顺山势向下滑行,少年也在一旁风一般跑着、追着,竹子和少年都到山底,阿娘也到了山底,时常进山的她同样有着轻灵的身手,她也是这山里的一股风啊。
同年,阿娘嫁给了老实又能干的少年,寨子里没有举办婚礼的习俗,多半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,也有少数青年两情相悦后婆家找媒人前去女方家提亲,拿两斤酒两斤茶,条件好的再给女孩扯点做衣服的花布,如女方家长中意,择良辰吉日,直接去女方家接亲。
叶贝与其他村寨及“外界”通婚的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少之又少,基本都是同村通婚,没有车辆,也不骑马骑驴,两家人最远也不过十分钟的路程,阿娘也是这样出嫁的,没有什么仪式,到婆家后也没有像样的婚房,他们住在阁楼下的一间土棚屋,土炕上的被褥都是旧的,但一对新人对未来日子的盘算和计划是新的,阿娘心里有自己的太阳,她识字,还有双巧手,相信结婚后可以让这个一无所有的家日渐丰盈,可以让清汤寡水的日子变得殷实富足。
嫁到婆家,阿娘比同村的其他女孩子更幸运一些,遇到的婆婆有着比别人更精湛的手艺,这似乎就是所谓的“好上加好”。阿婆对生活细节和缝制技艺极其讲究,有时她会手把手教我阿娘如何裁剪衣服,有时津津乐道讲解如何掌握滚边技巧,阿娘心神领会,一点即通,手艺日渐长进。
屋后护林里的青杠树叶绿了,又掉光了,日子不慌不忙向前移动。阿婆将自己的手艺和一把“张小泉”牌的剪刀一起传给阿娘,这把剪刀在阿婆手里裁剪过麻布、棉布、的确良、绸缎,裁剪过黑白的纯色布料,也裁剪过鲜艳的花布,阿娘接过剪刀时,村里群众的生活水平已比从前稍微好过了一些,姑娘们做衣服的布料不时更新,好些人也能选用价格相对较高的绸缎了。绸缎底色鲜亮,上面绣着各式各样的图纹,有高贵的牡丹、素洁的莲花、清雅的梅花,有百鸟朝凤的欢庆、花团锦簇的绚丽,比起从前色泽单一、花纹简单的布料显得更大气华丽,更能衬托出藏族姑娘豪放泼辣的性格,也彰显着热情直爽的藏族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。
阿娘的双手有时行云流水穿针引线,有时握锄拿锨耕种劳作,她坚信一个人内心的愿望是可以通过实际行动来变成现实的,阿娘出嫁后三年时间里我和弟弟相继出生,九十年代初,我还是个黄毛丫头,那时我的家已是村里屈指可数的“富家”了,西山种植的药材要雇四五个工人来采挖好几天,我和弟弟妹妹的衣服总是崭新多变的。家里有座水磨和一架电动磨,能养活好几头肥头大耳的猪,除了留一头做年猪外,其余都卖掉变成了现钱。有时候家里会有前来借钱的人,阿婆总会小心翼翼打开泛着亮光的红油漆木板箱,拿出厚厚的一本书,再翻出夹在书里的钞票借给需要它的人。那时,我们的愿望是拥有一台彩色电视机,可以看许多动画片,而阿娘的愿望是拥有一台缝纫机,来更加快速织就她预想的日子和内心的愿景。
阿娘的愿望比我们更早实现,家里的第一个新式家具,便是阿爸为她买来的“飞人牌”缝纫机,那是阿爸驾着马车从县城买来的,还专门请来了师傅组装、传授技艺。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天气晴朗,门前的苹果树正酝酿着果子,阿娘穿着玫红色大襟衣裳,青蓝色长裤,黑色的头巾下浓黑悠长的辫子直垂到衣边,她笑盈盈坐在缝纫机前的木凳上,小心翼翼踩着缝纫机的踏板,踩起她逐渐鲜亮起来的日子。
从缝制衣服及刺绣技艺来讲,阿娘既传承了外婆的心灵手巧,也得到了阿婆精巧细致的真传,集两位老人的精湛技艺于一身,又有了缝纫机的助力,阿娘自然而然成了村里“手艺人”里的佼佼者。阿娘做衣服大都是冬天或春夏季的阴雨天,因为不用上山下地,她便放下农活,回归到花花绿绿的针线里。